清代厦门，也称禾岛、嘉禾屿、鹭岛，“周五十余里”，不包括今天岛外的同安、翔安、集美、海沧。《鹭江志》称：鹭岛四面环海，纵横三十里许，名山秀水，自为结构，“市肆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为漳泉之咽喉，台澎之门户”，“洵泉郡之名区，海疆之要地也。”《厦门志》载：厦门“商贾辐辏，帆樯云集”，为“海疆要隘，渡台通洋正口”。
所谓“正口”，就是正规的、合乎规定的海上交通口岸、港口。“渡台”就是往来台湾。“通洋”即通往南洋等各洋贸易。这是厦门在清代作为往来台湾、交通外洋的重要港口地位。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朝廷颁谕规定，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出入盘查，一体护送，由澎湖至台湾。从台而归者，亦令一体护送，由澎湖到厦门。“出入盘查，方许放行。又往台之人，必由地方官给照。单身游民无照偷渡者，严行禁止。如有违犯，分别兵、民治罪。”﹙《厦门志》卷四“防海略”﹚负责管理渡台及南北经商贩洋之船出入的司口专员是厦防同知。该官员的衙门设在厦门。厦门渡台的商船称“横洋船”。由厦门对渡台湾鹿耳门，中经台海黑水洋。黑水洋南北水深流急，航道艰险，船为东西横渡，故谓之“横洋”。渡台船因此称为“横洋船”。横洋船靠泊的厦门渡口叫“岛美渡”。
据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厦门全图﹙见《厦门志》﹚，岛美渡在岛美路头，即今鹭江道江边的轮渡一带。当时由此对渡台湾鹿耳门的横洋船，最多时达“千余号”。这些横洋船赴台除了运载商品外，还要接受配运台湾工厂的木料、台湾防营马匹、班兵、台饷、往来官员、人犯。由台湾返程时，要配运台米、眷米、兵谷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政府复准泉州府晋江县属之蚶江口与台湾鹿仔港口对渡。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复准台湾淡水八里坌对渡福州五虎门。道光四年﹙1824年﹚，又准许台湾彰化之五条港﹙即海丰港﹚、噶玛兰之乌石港与福建沿海开放口岸对渡。至此，渡台港口由厦门唯一一口发展为五口。厦门作为唯一渡台口岸达65年；作为五个渡台口岸之一，直至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计111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海禁有所解除。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解除南洋贸易禁令，谕令沿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四海关，管理通商贸易。江苏海关设云台山﹙连云港﹚，浙江海关设宁波，福建海关设厦门，广东海关设在广州。厦门遂成为“通洋正口”之一。厦门海关设在岛美路头，时称正口大馆，下辖厦门港﹙在海沙坡，即今沙坡尾﹚、鼓浪屿﹙在后内厝澳﹚、排头门﹙在牛家村，即今东渡一带﹚三小口。凡外洋渡台、南北商船出入，到正口大馆请验。其外来洋船，委员亲临封仓，按货课税；商船则遣人丈量浅深，计算多寡，分别征饷。自本地出口的货物，须挑赴正口大关报税，发给“青单”后放行。海沙坡小口负责稽查金门、烈屿、安海、浯屿、岛美各渡货物。后内厝澳小口负责稽查石码、海澄及漳属各小船货物。牛家村小口承担稽查同安、内安、澳头、鼎尾各渡货物。各小口对船只验明给单后，“押赴正口征税”。
厦门作为“通洋正口”是清政府允许通往南洋贸易的口岸。南洋包括噶喇叭、三宝垅、实力、马辰、暹罗、柔佛、六坤、宿雾、苏禄、东浦、安南、吕宋诸国。﹙今东南亚、缅甸、越南各国﹚从厦门出洋的货物有“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雨伞、木屐、布匹、纸札等物。”还有土产茶叶、碗、石条、花砖、药材等。进口货有南洋燕菜、呢羽、苏木、乌木、槟榔、海参、呀兰米等物。清政府既允许本国商船由厦门赴南洋贸易，并准许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厦门志》卷五“船政略”﹚当时由厦门赴南洋经商的船叫“洋船”，是商船中最大的船。据《厦门志》载：厦门成为通洋正口后，贩洋船只在乾隆初年达到鼎盛。“货物聚集，关课充盈。至嘉庆元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请政府将对外通商口岸由四口改为广州一口。厦门从通洋正口到封闭通洋，历时30年。这30年，给厦门带来了繁荣和昌盛。封闭通洋后，厦门“洋行消乏，关课渐绌”。直到鸦片战争，在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攻击胁迫下，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厦门再成为通洋和对外通商“正口”。
历史告诉我们，厦门历来是对台和海上交通的重要口岸。“开”“通”则利，“关”、“闭”则害。正如《厦门志·番市略》所说：闽南濒海诸郡，田多斥卤，地瘠民稠，不敷所食。开洋通商，所以裕民生者非细。“富者挟资贩海，或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斗自给。”只有开海通洋，台湾便捷往来，才是民生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