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的回忆录（一）
崔港珠
第一章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贫困的幼年时代
听妈妈说，1939年夏天我出生在香港广华医院，而当时我们家是住在九龙弥敦道786号一处租住的房子里。是因为日寇打来了，爷爷不愿意留在山西沦陷区当汉奸，他带领全家一路逃难，最后落脚在九龙的。为此我的爷爷给我想了三个名字：九珠、龙珠、港珠，并最后决定叫我“港珠”，也许是为了纪念香港这颗东方的明珠吧。妈妈说爷爷最喜欢我，常常说：“港港，来，过来，到爷爷这儿掏蛋蛋来。”原来是爷爷为了看我乐，他常常把大枣、糖块等分别藏在他的枕头底下、被子下面让我去找。可是，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爷爷，更对他没有任何记忆，因为他死时我才三岁。由于爷爷病逝遗体要埋回山西老家，1943年我家迁到北京。
从我有记忆开始大约是1944年吧。我隐约记得我的胸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大梁上，在北京东单附近闹着要爸爸给我买泡泡糖。原来是因为我的胸骨得了骨结核病，在北京同仁医院做的手术，爸爸是骑车接我出院回家的。据说那个手术很危险，要把已经变黑的胸骨挖掉，而那个部位又离心脏太近，结果在胸部留下一个深深的大坑，使我不能像所有爱美的女孩子那样，穿稍微露一点胸部的衣服，也因此落下结核病的根子。
我记得，我们家当时住在北京东城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大院子里，那个院子的环境非常优美。一进院门的两侧，至少种有20多棵丁香树，再往前还有一棵桃树、一棵梨树、两棵海棠树和一棵大榆树。春天白色的梨花、粉色的桃花和海棠花争相开放，白色的丁香和紫色的丁香花又香的几乎醉人，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花园。而当树上挂满梨和海棠时，我垂涎欲滴，但却只能偷偷地去捡掉在地上的果子吃。在院子的东北角，还有一棵直径约一米多、笔直向上的大椿树，它的树冠展开像一把大伞，把整个院子的四分之一都遮挡住了，这棵树下就是我经常玩的地方。我们经常三四个小孩拉起手来去抱那棵大树，却总也抱不过来。在那个院子的空地上，还挖有防日本飞机轰炸的防空洞，所有家的玻璃窗户上都贴着米字纸条，所有的灯上都挂有黑色的灯罩。
我记得当时我的家和大爷家、姨奶奶家及叔叔家是同住那个大院儿的，但房子是我姨奶奶的。我们三家平时各过各的，过年时大家才都到姨奶奶和叔叔婶婶的大客厅里，先给爷爷、奶奶的遗像磕头，然后再给各位长辈们磕头拜年，并在那儿玩一会儿。但是，他们两家的经济条件要比我们家强得多。
我记得，大爷大娘家有一个叫明珠的姐姐在北京贝满女中读书，妈妈说她是大爷大娘从小抱养的孩子。她们家有一台很大的收音机，还有一架钢琴，我经常坐在她们家屋外的窗台底下，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金嗓子周璇和纯粹的女中音白光唱的好听的歌，久久不肯离去。也经常听明珠姐弹钢琴的声音。我多想看看那收音机和钢琴是什么样的？怎么会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可是我不敢进他们屋去，因为妈妈说：“小孩子不许随便到别人家去，那是没教养的表现。”后来明珠姐生病了，下半身瘫痪了，可是我仍见她中学的同学用轮椅推着她去看电影，我多么羡慕她的生活啊！
我还记得姨奶奶和叔叔婶婶家也没有小孩，1946年以后要了别人家的一个女孩，却住着带有很大客厅的房子，并且有好玩的玩具。比如有一种像织毛衣针那样的玩具共一百根，其中有一根两端染成黑色，分值最高是二十分；有二十根两端染成蓝色，分值是每根十分；剩下的分别染成黄，红、绿三种颜色，分值分别是每根四分，五分，六分。玩时先把它们拿在手里自然散开，然后，要从这些互相重叠交错的针里，小心翼翼地拿取，如果碰动了其它的针就为失败，要换另外一个人去玩。一直取下去，直到把一百根针取完，最后计算每个人手中针的总分值，以得分最多的人为赢。经常手痒痒，想去叔叔家借来玩儿，可是妈妈不让，她说：“穷要穷得有志气！”因此只有过年去拜年时才能玩几回。
而我们家除了人什么都没有。到1948年，当时我们家有九口人，爸爸、妈妈、大哥（失踪了）、二哥、大姐、两个妹妹和我，还有妈妈从山西姥姥家接来的、因一场传染病全家死得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我二舅的女儿——表姐。最大的二哥14岁，最小的妹妹2岁和爸妈住一间屋；我们三姐妹和表姐合住的那间小屋没有窗户，是原来姨奶奶放米面酸菜的库房，屋里放着四口一号大缸和我们的一张用木板搭的大床。家里的生活就靠爷爷遗留下的一个中药铺里有爸爸的一点股份维持。可屋漏偏逢连阴雨，爸爸的腿也得了骨结核病，走不了路，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了；12岁的大姐得了贫血病，经常后背疼，让我给她用手捶后背。
我记得妈妈给爸爸做的营养品是把西红柿用开水烫掉皮，然后拌上白糖，我看着都往肚里咽口水。可是不能给我吃，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两岁的妹妹和一个四岁的妹妹。妈妈经常出去借钱，既是为了生活，也是为了我二哥上学读书。记得那年夏天，妈妈带我到一个亲戚家去借白面，一走进那个大院子，就看见放着做刨冰的机器和几碗做好的刨冰，走得又热又渴的我，直奔刨冰走去，可是妈妈使劲拉着我一直往屋里走。走进那间存放米面的屋子，仅成袋的面粉就有许多袋，亲戚从下面抽了一袋给我们，（我估计是陈的）然后说：“看好啊，这可是富强粉，还的时候一定还要富强粉！”妈妈说：“一定！一定！”我当时恨死那个有钱的亲戚了，因为那么大热的天他都不肯拿刨冰让我和妈妈吃，还是亲戚呢，为什么那么抠门？留着那么多干什么呀？为了生活我还经常和大姐、表姐一起去当铺或摆小摊,卖妈妈结婚时陪嫁的东西和从表姐家拿回来的东西。
可是我已经快九岁了，表姐快十三岁了，还没有上学。爸爸妈妈就想办法从姑姑、大爷家借钱，让我和表姐在米市大街的一家私立树德小学上了二年级的插班生，却还是因为不能按时交学费，只上了一年多就被学校撵了出来。失学了，但我是多么渴望读书啊！我俩天天在大街上来回走，寻找能让我俩上学的地方。听说基督教会办的“女青年会”有免费的补习班，我俩匆匆赶去，原来没有小学三年级的班。我俩沿着米市大街继续往东单走，忽然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小门儿，上面写着“北京立人小学”，我俩走进去，看见一个小院里面只有两间教室，每间教室里都只有十几个学生，用木板架在砖垛上当桌椅。一间教室里是一、二、三年级，另一间是四、五、六年级。每节课，老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自习，三个年级轮流讲完。虽然条件差，既没有像树德小学那样舒适的桌椅，更没有操场和礼堂，可是为了上学，我们只花了极少的学费就插入了三年级。
二、命运的转折
194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犹如晴天霹雳，突然失踪了多年、比我大十二岁的大哥穿着威武的解放军军装，拿着立三等功的喜报回家了（其实当年大哥就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供不起他读初中，就自己逃跑去当了八路军）。原来他回来是为了让我十五岁的二哥，也和他一样去当兵。可是已经五年多没见着面的儿子，整天担惊受怕，而且为了打探儿子的消息，从来都不迷信的妈妈请算卦的算出“儿子在西北方向，天冷了，他需要棉衣，过几天会有人来拿的消息。”结果，被骗子骗走了妈妈用借来的钱给大哥新做的一套棉衣裤。
于是爸爸说：“有你一个当兵的就行了，让你弟弟当工人吧。”结果，本来就和家不亲的大哥（原来他是我爸前妻所生，他三岁时死了生母，七岁时我妈妈过门儿成了他的继母）被气走了，从此不回家来。但从此我家成了光荣的军属，政府为了照顾我家生活，十五岁的二哥被安排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了工人；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招收七名四年级插班生，我也因为是军属子女优待，结果通过考试从众多的报考人中录取了我；第二年北京立人小学并入了我们史家胡同小学，表姐也和我在一个学校了。
与此同时，1950年初我家就搬到了东城大方家胡同。听妈妈说是在山西太原被政府占用的、原来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一大家人住的房子，政府给了我们一笔钱（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为祖父做证的结果），于是各家都用这钱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个新院子除了我们自己住北屋外，东、西屋分别出租给山西老乡楚伯伯和柯伯伯家。从此我家每月除了二哥的工资外，还有了一些房租的收入，生活开始有了保障。
1950年4月29日我光荣的首批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并让我当了副大队长。过“十•一”时，我们穿着白衬衣蓝裤子，戴着红领巾，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第二年，学校还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参加到北京市统一用硫酸和锌块制作氢气球的小组里去制做氢气球，并把制好的气球发给每一个队员在天安门前放飞，我觉得无尚光荣。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无限幸福，是新中国、共产党让我一个曾经失学的穷孩子能够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所以我始终记着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里面唱的一段歌词“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所以我那时的最高理想是做一名青年团员。
那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学校教育我们要有“五爱精神”，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要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敬个少先队礼，五指并拢就代表“五爱”；五指高举过头顶，就代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学校为了教育我们，请了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和现代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并屡立战功的郭俊卿，到学校给我们讲述她们英雄的故事。我们班的司君智（少先队大队长）给郭俊卿献红领巾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刊登过呢。当时我就想，长大了我也一定要做和她们一样的人。
三、我的初恋
1951年一个夏天周六的傍晚，我正带着弟弟在家门口玩，突然一个男孩子连自行车停在我面前（原来他是住在我们院西屋的比我大两岁的柯妈妈家的柯南。他上初中住校，只有周六日才回来），他拿出一张电影票放在我手里，說：“明天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吧。”说完就推着车子进了院里。我把电影票放进口袋里，心里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上午，我终于决定把电影票送给了马路对面一个蹬三轮车家的穿着又脏又破衣服的小男孩。第二个周六的傍晚，我还在街门口玩，忽然远远地看见柯南骑车回来了，我起身就跑，钻进了二哥住的小黑屋子里，连鞋也没脱就躺在床上并用被单盖上了自己。
听到是他追进屋的脚步声，我用两只小手把脸和眼睛全捂住了，却还是听到他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反而把票给了别人？”我不得不说真话：“我怕你是小流氓。老师说小流氓就常用请女孩子看电影的方法，欺负她们。”他可真有些生气了，说：“你看我像小流氓吗？”他还企图扒开我捂着脸和眼睛的双手，“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像小流氓吗？我从小就喜欢你，我永远都不会欺负你的！”我还是不放手，几近哀求地说：“你快走吧，一会儿让我妈看见就不好了。”他无奈地走了，却还是让妈妈看见了他的背影，便追进来质问我：“刚才柯南干什么来了？”我只好如实说了。不料妈妈看我吓的那个样子却说：“胡说！在一个院儿住这么多年又是老乡，怎么会是小流氓呢？小孩子，一起看个电影没什么，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做事不能出格。”说真的，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懂什么叫出格，可妈妈的话消除了我的恐惧。
第三个周六，也许是觉得我说他是小流氓伤害了他，想对他表示对不起；也许是想起了他对我说的那句好听的话，我竟然在大门口等他回来。他下车后说：“跟我一起走走好吗？”我没说话，顺从的走在他的左侧。夜幕下，我们并肩穿过一个又一个小胡同，突然他悄悄的拉住了我的右手，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但没有把手抽出来。他轻柔甜美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是这一生我听到的最美的声音。他说：“以后放假在家里不要睡懒觉，要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在家也要争取参加劳动的权利，望你好好读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希望我们都能做一个像保尔一样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从此我拿着他借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细细的读，还照着他的要求写读书笔记，一直读了三遍。我被保尔为了苏维埃祖国而顽强奋斗，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几次险些丧命，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仍要坚持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动，特别是钦佩他在人生的任何场合，都要站在第一线战士的队伍里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勇往直前精神。因此，我把我的理想从只想当一名青年团员而推向了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当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柯南指给我的路。
通过读书我越来越崇拜柯南，觉得他的一言一行都像保尔。比如他初三时得了阑尾炎住院手术，我悄悄到医院去看他，结果医院里挤着二十多个去看他的同学，可是病房里一次最多只许进两个人，我只能排在最后慢慢的等待。我就在想为什么有这么多同学喜欢他去看他呢？一定是他在班里表现的特别优秀像保尔一样；初中毕业时学校要保送他直升本校高中，而那是一所全市最好的学校之一北京师大附中，可是他却不要保送，坚持通过自己考试，结果还是考上了师大附中；他十四岁就成了青年团员，我佩服他极了。我认为他就是保尔，而我是冬妮娅，我配不上他，我要努力地做给他看。
1953年我们家刷房，为了争取劳动的权利我提议自己刷。于是我们姐儿几个头上带上纸帽子，身上扎围裙，站在用椅子凳子架起来的高凳上，大汗淋漓地把七间房都刷了，亲身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我把这次经历写成作文《自己刷房》在北京市初二学生作文竞赛中获了奖，为此，还有两名记者到学校找我，要我为儿童歌曲写一篇歌词。我在北京女十一中1954年的全市统考中，还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学习优良”奖章，我把这枚奖章送给了柯南。我想对他说：“我是按你的要求去做的，你看我和你差不多了吧。”可我没说，因为我还不是青年团员。
1955年我又通过自己努力，考取了北京市最好的女中-师大女附中，我要和他并驾齐驱。为了配得上他，我又阅读了《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古丽娅的道路》、《勇敢》、《绞形架下的报告》等讲述英雄生活和事迹的书，特别是古丽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高峰的精神，又称《第四高度》，一直是我一生傚仿的典范。我从来也没有长大以后要当官的愿望，但是我却执著地追求在人生的每一场战斗中，都要做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我觉得像保尔、古丽娅、马特洛索夫这样的战士是最伟大的。
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个时刻是在我过十七岁生日的那一天，柯南送给我两套苏联邮票，其中就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张。我说：“我也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那就是我最纯洁的少女之心和我的一切。”他不但没有热烈的拥抱我，反而后退了两步说：“不，我不能接受，我还是一个穷学生，我绝不能作出任何伤害你的事。等我有了独立生活能力的那一天，我一定要找一个纯洁、善良又上进的好姑娘为妻。你可要记住啊，我的条件是很严格的！”其实当时我的话仅仅是一个誓言，一种承诺，是我下了很大决心才主动说出口的，而出格的行为是我的道德观念绝不允许的。但他误会了，我却更加钦佩他的高尚品德。能第一个遇上他这样的男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这以后，就是每隔一两个星期他寄给我一张没有抬头称呼、没有落款姓名的小纸条，告诉我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在北海后河、在中山公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留下我们并肩前进的脚印。每一次见面，我们都互相鼓励，让我最难忘的是他滚烫的脸颊和砰砰的心跳声。从没说过一个“爱”字，也从未做过一次出轨的行为，但他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情感。我并立下了要做一个“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的人”的座右铭，我奉行了一生。这就是我持续了八年的初恋。
四、幸福的中学生活
我1952年在北京市最有名的史家胡同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女六中（辅仁大学附中），由于离家太远，不久就转到了北京女十一中，当时我在班上担任数学科代表，1954年我还获得了北京市学习优良奖章。1955年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1958年高中毕业。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不但有优秀的老师（由于我们学校是重点校，教师特别优秀，几乎每一门课在教室的后面都坐满了来听课的各学校的老师）、宽敞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阶梯教室，供我们学好书本知识；而且，上高中时我们实行“五分制”，从来没有搞过像现在的一些学校按学习成绩排名贴大榜，通知家长并写个人反思这些事。大家都凭着爱国热情，自觉努力学习。那时学校还组织了各种课外学习小组，如米丘林小组、数学小组、物理小组，我就参加了数学小组，每周二下午4点到5点为课外活动时间，所以至今爱解数学题，每作出一道孙子初中的数学难题都会特别兴奋，它使我减缓了小脑萎缩的速度。
学校更加注重培养我们健康的体魄和全面发展的素质，开展了“劳卫制”体育锻炼达标活动，初中时我就拿到了“劳卫制预备级”证书，高中时拿到了“一级”证书。“五·一”“十·一”游行，初中时我们是以北京市体育大军步伐队的形式，迈着正步，昂首挺胸通过天安门；高中时我们又以北京市体育大军藤圈操队，手里拿着藤圈，跳着舞，通过天安门的。而且，我们学校还为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会表演了900人的团体操，我的竖劈叉动作就是在这次活动中练会的。学校还组织了蓝球队、排球队、体操队，我们的体育老师娄先生是国家一级体操教练，非常棒，他做的动作非常优美，从小爱美的我认为体操是最美的运动项目，所以我参加了体操队。每周三下午4点到5点为体育运动队活动时间，我们学自由体操、平衡木、高低杠和跳箱，后来由于我从高低杠上跳下时摔伤了脚，右脚韧带撕裂，才停止了这项活动。但我一直后悔没学会做侧手翻动作。
学校还注意培养我们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组织了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比如，我从小就爱跳舞，上初中时就被选进假期北京市的舞蹈队，每星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老师教我们跳摩尔达维亚舞、青年友谊舞、东北大秧歌舞等，然后我就教我们班同学也学会跳这些。我和张铁军等四人跳的海军舞，还被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演出。上高中时，第一天开学典礼由假期的各社团进行汇报演出，我忽然看见柯南也站在台上，正慷慨激昂地唱着“当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光荣地参加了青年团，我走上战斗的行列，做一个新兵入伍上前线。”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学校的合唱团是与师大男附中共建的，于是我也报名参加了合唱团，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为社团活动时间，并且成了“女低声部长”。本以为，从此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唱歌了，没想到柯南却因为进入高三年级而退出了。但是我们合唱团唱了许多好听的歌，如苏联卫国战争期的“共青团员之歌”、“卡秋莎”、“小路”、“神圣的战争”等。又比如我们四个声部，女高、女低、男高、男低音一起合唱的《走向生活》：“到北方去，到南方去，到祖国遥远的边疆去。到工厂去，到农庄去，到祖国召唤的地方去”那激昂而又优美的合声至今回荡在耳边，激起我心中热血沸腾。
在高中时，北京市还组织了各种国防体育运动训练活动，主要有射击、摩托车、跳伞、海军六桨舢板、单人艇、旗语等，每个学生每个假期可以报名参加一项运动。我上高一时就参加了跳伞队，当我们每人都穿好了伞衣时，教练要挨个检查我们每个人穿戴的是否都合乎标准，然后就给我们讲在空中如何按风向操纵伞绳，以免落地时向后跌倒震到脑袋。考核时规定；“落地站立”是优秀，“前倒”是及格，“后倒”是不及格。在我的跳伞证上记录的几十次成绩中，有三次“后倒”，有五次“前倒”，其余都是“站立”。在高中三年中，不光是寒暑假，平时周六日我们也可以凭“跳伞证”去跳伞，当降落伞在高空脱离伞架的那一刻，心会唿咚一下，就像从高层电梯突然下降时的那种感觉非常刺激，连我妈妈还专门到北京跳伞塔去看过我跳伞。
上高二时我参加了海军六桨舢板队，每周日都在什刹海训练，我们六个人在一条舢板上，听舵手指挥，我们齐声喊着“一起荡，一，二，一，二，”顶着风浪大家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划，舢板在海中像离弦的箭似的往前奔，那种畅快又刺激的感觉没法形容。我又学了海军旗语，考试成绩也是“优秀”。通过这些运动不仅锻炼了我们遇到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增加了我们的才干。更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一切活动全都是免费的，我们是多么幸福！
我们那时每周六晚都可以到位于南池子的中苏友协文化馆，领取免费的音乐欣赏会票和文学讲座票。我们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听专家介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并看和他们有关的原文版电影，如《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个》、《梅丽小姐》等，不仅提高了我们对音乐和文学的鉴赏能力，也更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记得在《第四十一个》中，作家肖洛霍夫笔下的苏联女游击队员——她已经消灭了四十个德国鬼子，在一次战斗中她抓获了一名德国军官，但他们两人却被陷在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的孤岛上。为了生存，他们寻找食物，防止野兽伤害，他们的关系渐渐的由敌对变成恋人。当他们正处于热恋中时，海上过来一条船。他立刻认出是他们德国的，他要她和他一起去上那条船，她极力阻止他，他挣脱了向那条船跑去，她举起了枪打中了他，并且嘴里说着：“第四十一个”。那位漂亮的女游击队员的这一枪，震撼着我的心。几乎每周六晚上欣赏后，都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了，我一个人回家从没有害怕过。
高中时，我和我们班的王孝颜还担任了工人夜校的业余义务小教员，每星期五晚上，我都到离我们学校不太远的工人夜校，去给工人们讲小学数学，我一直坚持了两年。我还经常到我们班同学桂芹家，帮她补上她因生病落下的功课。
想到我的中学时代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如上了天堂一般美好。可是在政治方面我却始终是撵不上，虽然我努力了，却总是不知为什么入不了青年团。（待续）
作者：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