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师卫生队在鲁南于家沟遭敌偷袭，为掩护伤员，多名看护员牺牲

本文为范惠民同志的回忆文章。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在山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处于鲁南山区的费县，有着革命斗争的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因而成为我军在山东战场早期开辟的根据地之一。当时，我党在这一地区与敌、伪、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115师东进支队到达鲁南之后，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展。1940年以后，随着我军的逐渐壮大和山东战场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军卫生工作中，往常那种有了伤病员主要靠在战场上简单包扎抢救和送地方医护治疗的方法，已不能适应复杂而又艰苦的斗争需要，后勤保障中的卫生工作越来越需要加强了。因此，从那时起，在党的领导下，在鲁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我军在山东战场的卫生工作开始了新的发展。我在这一时期有着亲身经历，所以，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1939年冬季，我由泰西肥城县牙山参军，后随115师东进支队到达鲁南费县。当时我军刚把汉奸地主杜若唐盘据的孔庄据点拔除，115师机关就住在孔庄附近。田于参军前我曾跟当中医的父亲学过医术，领导把我同当时到部队的20名学生一起分到115师卫生部。当时115师卫生部驻在刘家湖，人员很少，我们到达之后，卫生部长谷善给我们讲了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告诉我们：抗战一定要胜利，卫生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占重要地位，师卫生部决定以你们为主，成立医护人员训练排。之后，我们便在这个训练排里进行了3个月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又以我们这批学员为主组建并扩大了两个野战所。我分在鲁南野战第一所，所长何炳辉是个老红军，指导员是何克义。第二所原在大炉、保和庄一带，这是一个建设较早的隐蔽卫生所，所长是罗棋，医护人员有王虎林、胡延顺、吴魁等同志。

1940年，盘踞在白彦的汉奸大地主孙鹤龄与日寇勾结在一起，作恶多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打击敌人，进一步开辟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我115师686团、685团于1940年春天，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全歼了敌人，解放了白彦。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所接收了第一批伤病员。当时的所部驻在白彦以南十多里地的柴山前一带，伤员均分布在柴山前周围村庄的群众家里。当地的群众正直善良，给我们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他们热情地为我们提供食宿及医护方便，我们吃住都在群众家里。以前虽不相识，相处之后却如同一家人。当时由于伤员较多，住的地方较分散，医护人员又很少，因此除换药、服药、打针治疗由我们主管外，其余做饭、喂饭、看护料理等大量的工作都被群众主动承担了。白天他们配合我们为伤病员治疗，晚上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

在我们驻地以东有顽固派李以锦，柴山前西南的山亭有鬼子的据点，敌、伪、顽时常在我们驻地周围骚扰，因而不宜在一地久住。为安全起见，我们野战卫生所和全体伤病员于1940年冬季转移到费县郑城以东的山区中，所部和看护一班驻在下浚河，一班长王炳贵，护理员有王辉、溪兰亭、辛斋等同志，他们负责治疗的伤病员分散在妈妈窝，王家沟、黑石查等村。我所在的二班和分管的伤病员由吴权看护长带领，分散在于家沟、夹夹寨、营子沟3个村中，行动不便的重伤员安排在山洞里和当地群众挖的地洞里。

白彦战斗以后，为了扩大战果，进一步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我军经短时间休整后，又集中兵力进行了攻克天宝山的战斗，当时盘踞在天宝山的是顽固分子廉德三，这个家伙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残害人民群众，并妄图据天宝山之险与我军作对。经过一场激烈地血战之后，天宝山被攻克了，使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抱犊崮山区、天宝山区、滕峰边区及费县的由吾郑城山区连成一片。这一胜利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并使他们看到了革命力量的强大，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天宝山战斗胜利之后，我们野战卫生所又接收了一大批伤病员。当地群众在庆祝我军大捷时，抬着整猪、整羊、鸡、蛋和当地盛产的山果前来慰问伤病员，积极主动地为我们的医疗工作提供方便，使不少伤病员很快痊愈，重新奔赴杀敌战场。

1940年冬天，我们野战卫生所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及伤病员由吴权看护长带领住在营子沟，由于伤病员都分在群众家吃住，当部队后勤送来粮食之后，我们考虑到工作的关系，加上当地群众连年遭受敌、伪、顽的掠夺，生活已是十分困难，便决定把伤病员的粮食都分给驻地的群众。但这个村的村长张xx（名字忘记）贪污了伤员的粮食，群众所得无几。看护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向上级作了报告，费县县委立即派人前来调查，发现张xx是个伪装进步的富农，他不但贪污了伤员的粮食，还与敌人有联系。但由于没能及时将其看管，以至使他在察觉风声之后逃到城前村附近的瓦子埠的敌人那里。后来他经常在夜间带着敌人袭击我们，由于主力部队与我们不驻在一起，我们这些卫生兵又没什么武器，战斗力不强，因而我们只得时常转移，一天夜里，当我们转移到于家沟后，张xx由瓦子埠带领敌人向这一带袭来，这家伙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转了几个村没有发现我们，便向于家沟扑来，当时，副班长张永平带着我们半个班正在村边一个院子里的炮楼底下休息，由于转移行军的辛劳，到下半夜时均已睡熟。大概是新换了住处的缘故，我躺下之后却没能沉睡，朦胧中好象听到了一点异常的动静，睁眼向门口一看，只见一个拿枪的黑影堵住了我们的炮楼门，一瞬间我已意识到情况的危急，同志们在熟睡，可敌人已扑到了门口。形势不容我犹豫，大喊一声："大家准备好！"这一句话把大家全都惊醒起来，也把堵在门口的敌人吓得退到了院内的一个小石磨后面。同志们迅速起来，趁敌人还没摸清虚实，迅猛地向外冲去，等敌人反应过来，大家都已冲出院子。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有几个同志倒下了，副班长张永平的臂部中了弹，也顾不得包扎，仍指挥大家乘夜色和硝烟，隐蔽地利用地形继续向外疾冲。这时，枪声惊醒了住在村内其他地方的同志，使他们得知了敌情。当时吴权看护长、辛庄区张指导员和我们班长等同志都分散住在村内：他们的武器也只有几颗手榴弹。但为了掩护伤员的转移，利用院子、房屋和仅有的一点武器和敌人相持，拖住了敌人，其他的同志则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带着伤员转移到村外的山林里。在牵制敌人的战斗中，吴权看护长不幸被敌人打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最后倒在了血泊里。班长段绪富在组织我班几个护理员最后外撤时，因打光了子弹，被埋伏的敌人抓去。在被押解的途中，由于绳子没有绑紧，当行至一条山沟时，他乘敌不备，利用夜色将身子贴在一块岩石后面，然后顺山沟逃了出来。我在外撤时，刚从一个院墙上跳下，便被埋伏在下面的两个敌人用枪逼住了，他们看我没拿武器，便大意起来，其中一人大概希望从我身上能捞点外快，便背起枪，两手向我棉衣口袋摸来。这时我发现自己的棉衣因起得勿忙未及扣好扣，便乘敌人翻口袋的劲，两臂一抖，顺势将棉衣脱掉，溜到了村边的沟里，从虎口中逃脱出来。

于家沟遭敌袭击之后，虽然大部同志及伤病员幸免于难，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吴权看护长牺牲了，张指导员在掩护同志们冲出后，因伤被敌人抓去在城前杀害了。我们认真总结了这次血的教训，并请上级为我们加强了武器装备，补充了人员，每人配发了一支枪和四个手榴弹，从那之后，我们的担子更重了，不仅仅是一支医疗队，而且也是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工作队和战斗队了。

一九四一年后，敌人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疯狂地分割、扫荡和残酷地围困与蚕食，我们驻地周围很不安宁，瓦子埠、城前、城后、平邑等地日寇设有据点流峪、锅泉一带有全国出名的惯匪汉奸刘桂堂（刘黑七），敌、伪、顽相互勾结，时常袭击我根据地，并对我根据地所急需的粮食、布匹特别是医药进行封锁，加上天灾人祸，粮食欠收，群众生活已是十分困难。我们住在农村，和当地人民同吃同住，饱尝了酸辛。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生活就愈加困难，只能靠吃地瓜干、柿子皮、豆饼及糠菜充饥，食后腹胀便秘，口鼻出血，眼干耳鸣，四肢无力。而医药及医疗器材的缺乏对我们造成的威协则更大，有的伤员伤口恶化，加之缺乏营养与医药，病情加重了。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与艰难的环境中，我们不能眼睁着让敌人围困、封锁的阴谋得逞。在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向困难、向敌人作斗争。

粮食不足，我们作了精心地打算和调配，将节省下的仅有的一点粮食和群众支援来的瓜果蔬菜用来照顾重伤员。医疗器材缺乏，我们土法上马，自己动手制做，没有铁镊子，便用竹片制做，没有纱布，便用当地土织粗布代替，没有消毒罐，就用铁锅密封后蒸煮，医药短少，我们便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当地的山间田野，就是我们的药库，这里长有许多野生的药草，我们发动群众采集来，然后自己动手制成各种中药。当时，我们以土办法浸泡了各种配剂，做成了各类药丸，用碾和石磨制作了各种散剂，还以土代洋，以中代西，自制了葡萄糖、生理盐水。并从中积累了不少的制药经验，1944年后，我们便在此基础上办起了一个药厂，生产部队医疗所需要的多种药品。同时，我们还依靠党和人民群众，通过地下党组织，从敌占区搞来一些必需的医药器材。我曾多次到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那里取药，并曾三次通过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家廉、刘华卿等同志，化装后到天津、徐州、济宁、兖州等地采购药品，每次通过敌占区时，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地下组织的协助下混过敌人的道道关卡，将药品不断送往根据地。

1943年，国民党顽九十二军及汉奸土匪李以锦、刘黑七等不断向我根据地进攻、破坏抗战。为了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在鲁南区党委和军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几个月的时间里组织了几次大的战役，消灭了九十二军大部，并将李以锦、申宪五、刘黑七等汉奸土匪武装逐一歼灭，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逐步打开了。我们终于历尽艰辛，送走了那艰难的岁月。

卫生工作的不断发展与提高1944年上半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鲁南军区组建了军区卫生部直属所。所长赵友民，指导员王成，驻地在孔家汪以南的荆山寺，那个地方青山绿水，风景秀丽，非常适合伤员疗养。直属所初建阶段，困难比较多，卫生部李智光部长亲自抓这项工作，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连同部分群众一起在荒地上盖了几十间草房，作为病房。不久便开展了工作，并很快成为整个鲁南卫生所需要的多种药品。同时，我们还依靠党和人民群众，通过地下党组织，从敌占区搞来一些必需的医药器材。我曾多次到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那里取药，并曾三次通过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家廉、刘华卿等同志，化装后到天津、徐州、济宁、兖州等地采购药品，每次通过敌占区时，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地下组织的协助下混过敌人的道道关卡，将药品不断送往根据地。

由于化验工作是当时山东部队卫生机构中的一项新工作，培训化验员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在教学中缺少教材，学员学习有一定困难。为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化验技术，我向李智广部长建议：根据我学习时的笔记，整理成书，印成名为《实践诊断学》的教科书，发给医务工作人员学习应用。领导批准了我的这一建议，并责成我（另配一个第一批毕业的学员陈茂友作助手）进行《实践诊断学》的编纂工作，经半年多时间的精心整理，文稿撰写完毕，并由当时驻蒙山前的新华印刷厂印刷出版，该书当时共印一千份，发给了学员和部分卫生工作人员，有效地促进了化验人员的培训学习和化验知识的普及。后来，我们又为部队培训了几批化验工作人员，使化验工作在鲁南部队卫生工作中蓬勃开展起来，当时参加学习的许多学员，在结业分到各部队之后，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部队卫生工作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成了卫生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和专家。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孔宪涛教授，就是搞免疫学的专家。

时间虽已过去了四十余年，如今我也年逾花甲，却总觉得事情如同发生在昨天。今天，我们的卫生事业已发展到了现代化的水平，决非当年我们那个野战卫生所简陋甚至于可怜的条件所能比拟的了。然而我却不能忘记这个当年的小小卫生所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能忘记我军卫生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所走过的艰难的战斗

历程，不能忘记当年在鲁南根据地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正是由于老区人民群众的帮助与支持，才使我军的卫生工作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我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我觉得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卫生事业乃至其他各项事业无一不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生活在今天幸福之中的人们，都不应忘记这些。